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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卫兵运动持续两年多,终于闹得革命领袖也头疼起来。尽管他们此前一再呼吁“复课闹革命”,震荡和混乱却无法制止。到1968年暑期、大学仍不招生,工厂仍不招工,六六、六七、六八3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,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。但领袖的号召力仍然无限。
1968年12月22日,《人民日报》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: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。”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活动。此后到1978年,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,接受“很有必要”的“贫下中农再教育”去了。但上山下乡并非始自“文化大革命”,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,至60年代而展开。对当时的知青来说,他们到农村去,是为了消灭“三大差别”,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,邢燕子、侯隽、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,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。因此,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,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,前后经历25年,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。
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是特殊的历史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。在这条道路上,有宝贵青春的荒废。有美好理想的破灭,有生活信心的动摇,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。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,是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。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,支撑着共和国大厦。较之后来的青年,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,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。“知青”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,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“资格”。
1969年10月1日,我国邮电部发行一套《知识青年在农村》纪念邮票(文17),全套四枚。第一枚《和贫下中农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》,面值8分。第二枚《向生产进军》,面值4分。第三枚《向老农学习搞科学实验》,面值8分。第四枚《赤脚医生》,面值10分。